中金公司研究部、中金研究院/文

规模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值得重视。经济学理论认为，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可能遭遇瓶颈，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才是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规模经济效应的促进作用不容忽视。具体而言，通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打造完善的产业链、鼓励科技创新等，经济体能够以相同的投入获得更高的产出，从静态来看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当规模经济效应持续发挥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就表现为总产出不断提高的长期发展。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总量较大，人口数量长期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GDP已相当于美国的70.3%。如果中国借助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大国规模，充分挖掘自身规模经济潜力，将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逆全球化背景下，大国规模优势更加显著。大国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现有宏观经济分析中强调得不够，部分原因在于相当多小国在过去数十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迈入了富裕国家的行列。如何理解这一看似否定了规模经济效应的现象，全球化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关注。二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小国得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扩大潜在市场规模，享有全球范围的规模经济效应。极端情况下，就算国内需求规模有限，小国仍可通过国际贸易享有规模经济效应。逆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贸摩擦，迫使各国更加依赖国内本土市场规模，再参与国际竞争。在此背景下，大国依托国内市场人口和经济规模，相比于小国更容易触发规模经济效应，拥有的规模优势更加显著。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逆全球化要求中国向更依赖规模优势的增长模式转变。在地缘政治冲突、科技竞争加剧的影响下，逆全球化趋势越发明显，全球产业链分工已经出现有所放缓甚至倒退的迹象。随着过往的国际分工模式遭遇挑战，中国原有提升经济效率的路径均可能受阻，包括高度依赖外需和比较优势的出口模式、利用贸易的学习效应等。相反，国内市场对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贸易模式的决定性作用变强。因此，大国规模优势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可能将更为重要。

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发展知识型经济更应该依赖规模优势。除逆全球化以外，当前另外一个值得重视的新趋势是知识型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传统经济，知识型经济的非竞争性和规模经济效应更强，企业或产业初始规模的大小往往决定着其之后竞争力的高低。而大国更有能力支持知识型经济的初始高额投入和后续多维度创新的规模，在发展知识型经济上拥有更多天然的优势。换言之，大国的国内市场扮演着初始孵化器的角色，可以更快地培育出成熟的知识型产品，并迅速占领国际市场。例如，中美成为互联网巨头主要所在国，而欧洲企业则在全球竞争中相对落后。但这也意味着，各国政府更倾向于对内扶植本国企业，对外采取市场分割、贸易保护的政策。面对其他国家这一颇具竞争性的动机，中国更应依靠规模优势为本国知识型经济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大国规模优势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

大国可以容纳更高强度的企业竞争和创新，有利于培育更大、更有竞争力的企业。首先，大国规模为更多企业和产品的存在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有利于促进竞争，带动企业下调加成定价比率。较低的加成定价比率迫使企业必须卖出更多产品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企业规模随之扩大。均衡状态下，大国更大的市场规模能够培育出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的企业。其次，依托大国规模发展起来的大企业能够将研发固定成本摊销到更多产品上，使得投入技术研发更加有利可图，也更有能力支持多线路创新。

市场规模拓宽创新的空间，带动本国产业发展与升级。创新活动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初始大额投入、规模效应较强的创新；另一类则是初始投入较小、规模效应不那么强的创新。大国的企业规模更大，能够支付初始大额投入，因而在具备规模效应的创新中占有优势。相反，小国企业仅能够参与规模效应不那么强的创新，但由于大国企业同样可参与此类创新，小国企业因此面临更激烈的成本竞争。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大国规模在拓宽企业创新空间的同时，还能够激励产业发展。换句话说，大国由于在两类创新中均占优势，因此有能力在规模报酬更高、更高精尖的产业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

新增长理论认为大国规模优势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传统理论认为经济增速与规模无关，这是因为其假设各国拥有同样的外生技术水平，落后小国反而增长更快。这一结论对于二战后全球化时期的跨国趋同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对于某些国家陷入增长停滞、美国长期保持增长领先等事实却显得无能为力。与新古典理论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来自干中学，或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获得。而大国能够支持大规模生产、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因此更快。更重要的是，技术在一国范围内具有强溢出效应，一旦产生即可被所有行业共用，大国在增长端还享有额外的规模经济效应。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大国规模优势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速。

国家之间增长分化主要来自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异。新增长理论下，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规模经济效应，导致大国增长持续快于小国，从而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绝对趋同的结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一国启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解释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大分流”现象。例如，西欧和日本在二战后启动了工业化进程，得以触发规模经济效应，实现了对美国的增长追赶。相反，部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缓慢，导致这些国家出现增长滞后。

中国具备发挥规模优势的基础

中国的人口总量和经济总量蕴藏着规模潜力。2021年，中国的人口总量高达14.12亿，第二名印度的人口总量为13.93亿，均远超第三名美国人口总量的3.32亿。同时，中国的规模潜力在经济总量方面也相当突出。2021年，中国GDP（现价）达17.73万亿美元，排全球第二。若按购买力平价计，2021年中国GDP达27.31万亿国际元，位列全球第一，是印度（10.22万亿国际元）的近3倍。中国在人口维度上拥有全球最多的潜在消费者，而全球第一的购买力平价GDP总量也为消费提供了有力支撑。此外，更高的GDP总量也意味着中国产业发展态势更好，就业机会更多，是在产业端发挥劳动人口总量优势的重要基础。劳动力数量端，中国的规模优势潜力更加突出。劳动人口数量方面，2021年中国15——64岁人口为9.89亿，仅比印度的9.40亿高出5.3%。但中国15——64岁劳动力数量（=劳动人口数量×劳动参与率）达8.10亿，比第二名印度的4.71亿高出72.3%，相当于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四国的总和（见图2.6）。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之所以远超其他国家，得益于中国女性普遍享有就业机会，且经济总量更高、产业发展更充分，能够为庞大的劳动人口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尽管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近年有所下滑，但2021年仍有68.1%，远超印度的41.6%。总的来看，中国在劳动人口方面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潜力。

中国的人力资本存量也位居世界前列。2020年，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高达2.1亿，比美国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6年，中国的科学、科技、机械和数学相关专业（简称STEM专业）毕业生高达470万人，远超第二名印度的260万人和第三名美国的56.8万人。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预示着中国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方面的潜力。

但也应意识到，中国发挥大国规模优势面临着窗口期。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在未来20——30年内或将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人口总量下滑会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给经济发展带来双重压力。这意味着在大力鼓励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之外，中国还应抓住当前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全球第一、GDP规模全球第二的重要窗口期，挖掘自身规模潜力，以此对冲人口红利和人口总量下滑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拖累作用。

中国可从两个方面发挥大国规模优势，促进产业链发展与合作。逆全球化和知识型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规模基础，可促进内部市场竞争，推动大规模生产、激活规模经济效应。在此基础上，中国还有能力将其他国家融入本国主导的产业链中，发挥区域内大国的沟通和协调作用。综合来看，中国可在做大本地市场和利用好本地市场两个方面发力，在国内产业链发展和升级、地区产业链构建与重塑，以及国际经贸合作各个方面发挥并强化自身的大国规模优势。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纠正市场机制缺陷，做大本地市场

重视需求侧的规模红利，促进内部市场竞争。规模经济效应来源于分工和交易细化，其关键基础在于具备相当的规模和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一方面，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但需求侧的规模红利却仍有提升空间。多国发展经验表明，重视收入公平是形成庞大消费者群体的基础。当前，中国正着手打造橄榄型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形成对本国产品的大需求市场，而后者是大国规模优势的基础。另一方面，在人口和消费市场规模以外，规模经济效应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发展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促进分工和交易，大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得以更有效地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一点在美国和苏联的增长对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存在着外部性和垄断这两个潜在问题，且两者相互联系。针对市场机制缺陷，可大力促进内部市场竞争，减少外部性与垄断的负面影响，将规模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好。

纠正外部性，加强高质量公共品供给和金融监管。一方面，交通和商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供给是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关键，但这些领域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私人部门难以充分地有效提供，或因收取高溢价而导致额外的不平等。因此，中国可依托大国在公共投入分摊效应强的优势，通过加大公共投入弥补市场的不足。此外，光伏和通信等行业的经验表明，政府在加大公共品供给的同时，还能够为相关产业带来较大的市场需求，推动大规模生产。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政府在19世纪所采取的措施，包括推动铁路网建设、成立美国地质调查局以培养相关人才等。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能借助政府的信用担保推动产融结合，过度追求高风险、高收益。产融结合在带来不可竞争性垄断的同时，还使得这些机构免于市场的激励约束，给整个市场经济带来负外部性。中国当前也存在少部分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风险和问题不断累积的现象。针对这些综合金融集团，中国可借鉴美国等国自1933年以来的做法，通过加强监管控制负外部性，即推动分业经营、产融分开。

坚持反垄断和参与全球竞争，减少大型知识型企业对创新的阻碍。知识型经济尤其是数字经济的一大特点在于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中国可更好地厘清规模和垄断的关系，借助国内市场规模培育出更大体量的数字企业，帮助本国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但是，这也意味着头部企业可能积累市场势力，阻碍市场竞争、产业创新和经济效率。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可坚持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提升知识型产业的可竞争性，减轻头部企业对创新和经济效率的损害。此外，还可鼓励头部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通过更大范围的竞争反哺国内市场，提升经济效率。但是，知识型经济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各国政府拥有限制他国企业进入的倾向，例如在技术标准、跨国数字治理、隐私保护等方面构建贸易准入壁垒。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可从贸易协定、产业政策等方面入手，积极探索与他国在规则层面上的合作，为本国知识型产业开拓国际市场，以及为知识型经济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有利的国际环境。

土地部门的规模不经济来自外部性和垄断的相互交织。宏观上，土地部门可能造成对实体经济的挤压，例如土地相关行业的生产率增速慢拖累整体生产率水平，房地产价格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等。微观上，土地的天然垄断导致其本身就是规模不经济的。同时，土地部门的外部性与垄断相互交织，表现为天然垄断增强了土地部门对其他产业的挤压，而后者也反过来强化了土地部门的垄断地位。土地部门的上述特点，意味着其对规模经济效应的抑制作用较强。因此，可考虑限制土地部门的过度发展，尤其是过度金融化发展。此外，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让房子回归居住属性的基础上，还可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等举措，满足居民合理的居住需求，释放市场经济活力。

利用好本地市场，加强跨国产业链合作

逆全球化强化了大国在全球产业链格局中的优势地位。相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逆全球化，本轮逆全球化程度较浅，各国尚不至于退回到贸易壁垒高企、以邻为壑的状态。但与历史经验相似的是，本轮逆全球化提高了各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具体表现为各国将以国内市场（部分）替代国际市场。换言之，新一轮逆全球化要求各国在促进国内市场经济循环的基础上，在联系紧密的国家间和区域内推进更深度的跨国经贸合作，全球产业链分工因此呈现多极化且各极间相互联系竞争的新格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可依托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在跨国产业链的组织协调甚至重塑等方面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

打造国内优势产业链，增强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首先，中国可围绕满足全国统一大市场需求的目标，打造优势产业链。在支持国内龙头企业做大规模、取得产业链主导权的同时，鼓励这些企业带领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成长。其次，美国等国经验表明，大国规模优势有助于增强本国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有鉴于此，中国可鼓励国内产业整体向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上游产业延伸，或向销售、售后服务等下游产业延伸，在更多环节上实现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爬升，巩固优势。最后，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规模，中国具备可容纳更多产业集聚的天然优势。因此，中国还可鼓励不同地区的多产业链、全产业链发展，最终形成基于各地特色的差异化区域产业格局。

围绕本国优势产业链，加强与各国的产业链深度合作。围绕国内产业链，可着力打通中国与区域产业链和全球产业链的协调关系。首先，积极促成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本国联系较紧密的周边国家深度融入中国的优势产业链，形成区域产业链，通过区域内深度合作放大并共享规模经济效应。其次，中国还可牵头加强与其他区域产业链的联系，带领区域内各国融入全球竞争合作。随着全球产业链格局往多极化发展，大国在跨国合作中的引领作用更突出，而中国作为地区内大国也理应发挥关键影响。例如，美国借助国内大需求市场，不但通过《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加强与周边的加拿大、墨西哥的产业链整合，还通过签署《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贸易协定，加强本国、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链合作。

通过跨国合作激励国内产业往高端发展，增强大国的引领作用。逆全球化下，大国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并非意味着要退回到封闭状态，而是在利用国内市场规模带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再通过国际竞争反哺国内产业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鼓励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创新和国际竞争，实现在产业链中的地位爬升，甚至成为“链主”企业，帮助中国巩固优势地位。其次，借助跨国产业链整合，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扩大本国的优势产业数量。依托国内市场和跨国合作的规模经济效应，鼓励并帮助本国产业进入更高精尖的产品领域，在核心元器件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服务本国产业的发展和升级需要。最后，大国规模优势意味着中国产业间分工更细，更应该在全球市场规模较小、复杂度更高的产业领域深化拓展，这将有助于提升中国产业在区域内和全球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也有助于带领区域内各国共同参与国际竞争。在具体实践中，可考虑给予适当的政策支持，降低试错成本，为产业发展和升级提供积极有利的条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是贸易自由化。过去40年，全球商品贸易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6.3%，高于全球GDP 4.1%的水平。然而近年来，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地缘政治冲突（例如俄乌冲突）、大国经济和技术竞争的三重压力下，部分经济体重拾贸易保护政策以维护自身产业链安全，逆全球化的思潮正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

（本文摘自《大国产业链》一书）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程凯